“既然没能成为高尚的医生，就尽力做一名称职的律师吧”。甘肃梓钊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丽曼如是告诉记者。

走向律师生涯，源于胡丽曼的大学学医生活。2000年胡丽曼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并且是七年制本硕连读。漫长的学医生活开始后，胡丽曼本以为这一生都要身披白大褂，像大部分同学一样治病救人直到头发花白。但学医第五年进入临床实习后，带教医生首先强调的不是医疗技术，而是医疗中可能面对的法律风险以及医生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并且就在实习快要结束时，实习医院的麻醉科发生麻醉药过敏导致患者成为“植物人”的事情，患者家属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纠集了很多人在医院扯条幅、谩骂医生和医院领导。此后胡丽曼渐渐开始关注医患纠纷和相关法律，最终在第五年实习结束时决定放弃医学专业，系统学习法律，用另一种方式实现她的人生价值。

胡丽曼所执业的嘉峪关市，医患矛盾相对一、二线城市等大中城市来说没有那么尖锐，但仍然遇到不少当事人的咨询。通过详细了解当事人治疗的情况和他们的内心想法，胡丽曼对医患矛盾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医患冲突其实源于信息不对称，源于医患双方缺少解释和沟通。

2015年胡丽曼遇到这样一个咨询者。咨询者的母亲因为头晕、右侧肢体无力在本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后，无法明确诊断，医生建议患者进行脑血管造影。患者住院后经过几天的药物治疗，症状已经有很大好转，因为想查明病因，并且听医生说脑血管造影对病人的伤害并不大，又有很好的检查效果，就接受医生的建议同意实施脑血管造影术。手术之前，患者和家属都很轻松的按照医生要求签署了各种同意书。手术开始后不久，患者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就失去了意识。手术后，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患者在手术中发生了脑梗。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患者右侧肢体完全不能动，无法说话，吃饭、大小便都需要家属帮助。家属觉得，进医院的时候人是好好的，为什么做个简单的手术后，就脑梗了?瘫痪了?而医生并没有向患者和家属进行清楚的解释，只是告诉患者说这是并发症，无法避免的。患者对这样的解释当然不满意，每和医生争执一次，气愤就增加一点，就这样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抱怨越来越大，疑心也越来越重。患者家属来咨询时已经非常愤怒，对医院和医生的评价已经丧失理智，主观上认定这是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听完患者家属对事情的描述后，胡丽曼没有直接对双方矛盾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分析，而是先让他们到医院复印病历。拿到病例后，胡丽曼给家属说明了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专业性，让他们等几天。

利用这几天时间，胡丽曼收集了关于脑血管造影的医疗操作常规和一些相关资料，又咨询了原来学医的同学，听取了来自医生角度的意见，再结合患者的治疗情况对照、分析。几天后，胡丽曼再次约患者家属到办公室来。这次胡丽曼仍然没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以及医院有没有关系发表意见，而是把收集来的手术图片、操作规范、适应症、并发症等情况一一向患者家属进行介绍和解释。患者家属第三次来办公室的时候，显然已经不再难以控制情绪，而是主动和胡丽曼一起回想当时的情况、讨论、分析、判断、商量如何与医院交涉。这次纠纷最终没有诉诸法院，患者家属也没有委托胡丽曼参与和医院的协商，但矛盾最终化解了，知道这个消息后胡丽曼仍然觉得很高兴，也许自己之前给患者家属的解释、分析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2016年1月，又有一家人来到胡丽曼办公室，手里拿了住院病历、CT片和一大堆自己从网上下载的病例资料。他们的家人，一位正值中年、年富力强的父亲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去世了，直到去世这位患者到底死于何种疾病仍无定论。拿到这位患者的病历，很多熟悉的病症描述出现在眼前。“胸痛”、“大汗”、“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一下让胡丽曼想到几天前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的“北医三院产妇主动脉夹层”一事。但患者病历中首要诊断为心肌梗死。胡丽曼搬出大学时用的一本本厚厚的医学教材，仔细研读关于心肌梗死和主动脉夹层的诊断依据、鉴别以及治疗原则。这两种疾病主要症状都是胸痛，外在表现很容易混淆，最有意义和最直接的鉴别手段就是影像学检查，B超或者CT都可以明确诊断。如果患者真实病因为主动脉夹层，而医院却按照心肌梗死来处理，那么必然存在误诊、误治。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明确死因。胡丽曼马上跟患者家属解释，让他们向主管部门申请尸检，同时封存全部病历资料。经过一段煎熬的等待，得到了尸检结果，患者的死因正是主动脉夹层。有了死因的鉴定，医院存在过错基本可以确定，下一步就是给患者解释诉讼风险和程序。医疗纠纷因为涉及到专业性极高的医疗问题，责任认定方面基本依赖医疗司法鉴定，而鉴定结果又决定于鉴定人员的主观认识，这就很可能发生患者伤害结果很重却被鉴定为医院不承担责任或者不承担全部责任从而使患者无法得到全面赔偿的结果。最终，家属决定起诉，他们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给逝者一个明确的交代。

胡丽曼认为，执业中遇到的咨询和形成诉讼的案件，往往是患者一方提出的。但并不是说医生真的不负责任。在患方尤其是那些遭遇医疗损害的患方眼里，医务人员往往被看做是唯利是图、不顾病人死活，出了问题百般推诿抵赖的责任心差、道德水准低下的一个群体。而医方也是牢骚满腹，被患者尊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甚至还会遭遇指责、辱骂、推搡，甚至是殴打。

面对医务人员承受极高的工作强度和充满风险的职业未来，2017年1月，胡丽曼受酒泉市人民医院的邀请，给该院的青年医护人员进行了一次《医生法律风险防范》的培训，主要针对医护人员，尤其是缺少经验的年轻医护人员，就工作和执业过程中容易发生医患纠纷的环节以及如何减少和避免法律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胡丽曼说：“我也是从一个医学生走过来的，学医的过程非常辛苦，成为一个医生以后要面临更加复杂的执业环境。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这是我国医生普遍面临的执业现状。我希望我的工作和努力，能给医患纠纷的解决和减少稍加一点助力，一方面通过正面教育疏导，引导患者家属通过正当渠道，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一方面通过给医生合理的建议，让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