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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妤】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控辩关系 ——以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为视角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控辩关系

——以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为视角

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    张笑妤

  【内容提要】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民主法治,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法治国家必须具有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和法制完备的特征。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制庭审形式,拓展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空间,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平衡性、对抗性,加强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力度。当前我国控辩关系出现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针对这种失衡现象,围绕和谐社会的建构,应当全面矫正控辩结构性失衡。本文以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为视角,以期实现控辩双方对案件信息的合理配置,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司法  控辩关系  证据开示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法治理论认为,法治国家必须具有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律至上和法制完备的特征。在刑事诉讼领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已经十分必要。现行控辩关系已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

  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制庭审形式,拓展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空间,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平衡性、对抗性,加强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力度,在保护人权方面有了实质性进步。但在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亦然有人说,公诉人与辩护人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我们不得不抱怨,检察院的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阅卷权难实现,刑事辩护太沉重等等。自中国第一例律师罢辩事件后 ,各地刑事案件罢辩事件就未停止过。在现代社会,检察官和律师是法制航船的两支浆,它们的动作协调与否,影响航向的方向。目前,这两支桨不仅出现了不协调,有时甚至还打架,影响了法律的统一和公正。在现代法治框架内,检察制度承载着重要的救济权利的使命,是秩序、权利、公平和正义的守护者。行使控诉职能的检察官,行使辩护职能的律师,同为法律工作者,同样在捍卫法律尊严,导致检察官、律师工作关系紧张,是“制度”使然,还是“职业”报复。现代法治国家,公诉人与辩护人对抗、平等、共生、互补的关系具有天生性。在和谐社会语境下,促进我国公诉制度和辩护制度的完善,促进诉讼程序的民主化、科学化,控辩关系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作为一名律师,亦经常思考这一问题,本着忠实于法律的态度,现就导致控、辩双方关系紧张的原因做一浅薄的分析,并力图从立法程序上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

  一、导致控、辩双方关系紧张的原因

  1.现行公诉方式的立法冲突是导致控、辩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首先,在《律师法》修改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两部法律之间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主要存在着律师会见权、律师阅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冲突严重制约着控辩平等关系的建立。具体而言,《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存在两大冲突:首先是律师阅卷权的冲突。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这一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律师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相比,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权已经由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意味着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掌握控方的所有证据材料。其次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冲突。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这一规定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意味着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取消了律师须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材料的规定。律师只要有相关的证书和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事项,这也意味着律师可能在庭审前掌握到更多的证据,而控方则对这些证据无从知晓。公诉人为保证案件质量,避免无罪判决,往往对于关键性证据不做移送,辩护律师亦无从知晓,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经常意外的出示这一关键证据,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这也就是有些专家所说的“伏击审判”。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控辩方式同样有可能使法庭审理处于被动,使整个诉讼过程陷于崩溃与枉然,因为辩护律师一方也可能拥有更多的“杀手锏”般的证据材料。

  2.控、辩双方地位的现实不平等性是导致控辩关系紧张的社会原因

  现实条件下,不少人(包括公诉人在内)认为,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辩护律师则在收取费用的前提下(法律援助例外)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服务。现实生活中,似乎前者更具职业上、道德上的优越感,后者更具经济上的优越感,相互之间容易产生排斥和防范心理,彼此缺乏信任感。检察院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公诉职能的检察官是公务员,是“官吏”,而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并非“官吏”,律师事务所属第三产业,律师是吃“诉讼代理费”的个体户。在“官本位”盛行的社会,两者社会地位生来就不平等。检察官吃“皇粮”,收入有限;律师挣当事人的钱,且市场调节,往往收入不菲,两者收入的差别,容易造成心态上的失衡。“官吏”主持公道,惩办犯罪;律师为坏人开脱,上门就是“钻空子”、“找麻烦”。一些公诉人给律师查阅案卷材料设置人为障碍,推托、敷衍,在所难免。体制上、观念上的差异使律师处于一种天然的弱势。

  二、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实现控、辩平等武装

  控辩关系的平衡在于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现实条件下,庞大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短期内不可能重新构建,而控、辩双方诉讼权利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证据立法规范的不平等性。在诉讼阶段,公诉人对证据大量占有,并拥有绝对优势;而辩方也有“杀手锏”般的证据,往往会使庭审陷于停顿。辩方只要能够证明控方控方证据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不成立,控方的整个证据链就会陷于瘫痪。 为建立新型控、辩关系,进一步推进司法公正,建立与抗辩制庭审相适应的诉讼保障机制,实现控、辩平等武装,应借鉴国外公诉方式,在立法中确立证据展示制度。

  证据开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各自掌握和控制的证据让对方知晓的制度。 即证据展示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展示并提供即将在庭审中待采信的特殊证据。

  结合现行刑诉法及实际工作的内容,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应该作为庭审前的法定程序。律师法的修订,扩大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取证权,依其规定只是单方面扩大了律师庭审前对证据的知悉范围,并没有双向的要求律师也必须展示其手中掌握的将用于法庭的证据。证据开示的主体,即负有证据开示义务的人是证据开示的主体,控辩双方是证据开示的当然主体。证据开示的范围,控辩双方在证据开示范围上应体现出非对等性,控方是全面的证据开示,对于控方而言,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收集到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都属证据开示范围,既包括拟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也包括不准备在庭审中举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这种开示方法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也应注意收集无罪证据,无罪证据只是控方在审查过程中,通过与其他证据相对比单方面否认了其真实性而没有作为定案的依据,理应接受辩方的审视,因此控方不能隐瞒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的阅卷权,也为这种证据开示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辩方对无罪证据的态度,无疑也是在提示控方要重视对无罪证据的审查,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加强人权保障。证据展示的范围,应包括自侦案件、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的案件、辩护人进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辩护以及犯罪嫌疑人为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案件。为达到控辩平等,辩护律师亦应向公诉人提交影响罪与非罪的关键证据。证据开示结束后,双方就开示的证据及其意见制作清单,并由公诉人将其中的一份清单送交人民法院。同时双方应当约定未经开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一方在法庭上出示未经开示的证据时,另一方可以提出休庭,另一方不得反对。对于关键证据故意不予以展示,而在法庭上作为制胜秘密武器使用的证据,应规定一律不得在法庭上使用。

  证据展示的时间与地点。第一次应在审查起诉阶段,展示地点在检察机关;第二次应在法院受理后,至庭审前,控辩双方若有可能发现或提出新的证据,亦可进行证据展示。

  总之,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实现控辩双方在审判前对案件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避免因证据发生变化而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确保诉讼效率和司法公正,亦对公诉人素质的提高具有激励和促进作用。现实条件下,案件信息资源几乎被检察官独占,辩护律师阅卷权、取证权因立法上的冲突而受到一定限制,履行职务困难重重,有悖于司法公正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立法上的一个巨大倒退。控、辩双方应是“对立统一”关系,辩护制度是否发达,标志着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完备程度,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对立统一的,控诉与辩护同样是法律赋予检察官与律师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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